贵州省松桃自治县某乡13岁的小丽（化名）被一个退休后开杂货店的周公公蹂躏达7年之久，怀孕数次。由于周死不承认，小丽要打赢这场官司，一定要保留证据，等到4个月后给胎儿做亲子鉴定。

        为了告倒这个周公公，小丽和母亲不得不举债4000元，等着熬到怀孕4个月后在省城做亲子鉴定。让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为惩罚色狼，不得不忍受怀孕4个月的痛苦，确实太残酷了。按照法医的说法，不采取这种下下策，似乎就没办法告倒色狼，也保护小丽的合法权益，因为这个周公公“死活不承认”。

　　也许，司法部门会说必须有足够的证据，不然，冤枉了那个周公公怎么办？在一个重视证据才能判决的时代，这其中确实包含着法医的某种无奈。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媒体上曾多次披露过类似的案件，一些受辱女性为扳倒蹂躏自己的色狼，宁肯忍受痛苦、忍受屈辱，也要把不该降临的孩子生下，目的只有一个：为自己正名。

　　然而，采取这种办法惩治色狼，其实是法律的悲哀，因为我们的法律眼睁睁看着受害者继续受害，只是等她们受够了罪之后，才肯慢吞吞支撑起法律这个保护伞。问题是，等到那个时候，这个“保护伞”的作用究竟何在？退一步讲，倘若在亲子鉴定技术未被广泛使用之前、甚至未出现以前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司法部门是不是就没办法保护未成年女性的权益？

　　在我看来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用亲子鉴定这项技术作为惩治色狼的重型武器，固然有巨大的说服力。不过，再先进的技术也有其落后的地方（否则，技术的进步就无从谈起）。如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过分看重某项技术，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显而易见，甚至会包庇罪犯。就亲子鉴定这种“武器”而言，同样有其“笨重”的一面。譬如说，这家伙还不够“灵巧”，在肉眼能够捕捉到犯罪人蛛丝马迹之时，它却无所作为。白白错过了许多时机，牺牲的只能是受害人更多的权益。所以，过分信赖亲子鉴定这种技术手段来惩罚色狼，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味。就像那位张医生所说：“让一个发育未全的小孩去承受大人都难以承受的分娩痛苦，肯定会有伤害，可最大的伤害还是孩子心理上的伤害。”

　　据松桃县刑侦大队陈队长介绍，和小丽一同受害的还有4个女孩，最小的只有5岁，最大的也年仅14岁，现已都通过妇检，确认有过性行为，罪魁祸首均是这个周公公，并且他本人也承认了部分事实。既然有5个女孩都受到他的性骚扰，并且像小丽这样有7年的被骚扰历史，按说马上给这个周公公治罪的条件早已成立：有人证（5个女孩的蒙羞受辱）、有物证（医院出具的妇检报告）。人证、物证齐全，为什么还一定要等到对小丽怀的胎儿的“亲子鉴定”??这个最大的物证得出个结论后，才能给那个周公公治罪？

　　含辱保胎，是对幼女受害人的最大不公。而这种不公，不过是人为规定造成的。在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中，虽然提及了不少保护的要求，可是，真正详细的、有实用价值的保护措施，委实不多。

　　色狼的孽都造了出来，为什么还难以及时得到惩处，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。

    编者按：难道真的只有这样才能告倒色狼吗？本来是可以不用出世的孩子，却因为这个原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以后这孩子该由谁来抚养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责任编辑：卫明鑫）